在办理职务犯罪案件过程中，我们观察到官员出事前后总是呈现出令人唏嘘的鲜明对比。出事前门庭若市，各种阿谀奉承不绝于耳；出事后则门可罗雀，曾经的"朋友"纷纷避之不及，手机通讯录里几千个联系人中，能主动关心询问一下的恐怕一只手都数得过来，这是权力的温度。
“朋友”二字，在官场里是最廉价的称呼，也是最昂贵的考验。世态炎凉不是世道变了，而是权力褪去了光环。
无数官员从零起步登上金字塔再跌落的过程，让人看到了一场场捧杀。捧杀不仅揭示了官场生态的虚伪，更暴露出权力监督体系的深层问题。
清末，江南某地盛产蚕丝，但桑园常遭虫害，蚕农损失惨重。官府便悬赏捕虫：交一斤虫尸，赏银一钱。一时间，百姓昼夜捉虫，官府库房虫尸堆积如山。可奇怪的是，虫害不减反增。一老农看不下去，对县令说：“大人，捉虫不如防虫。若在桑园四周张网，飞虫不入，何须事后费力？”县令嗤笑：“荒唐！若无虫可捉，本官政绩何来？百姓又如何领赏？”结果，虫灾愈演愈烈，桑园尽毁，蚕丝绝收。官府再想补救，已无蚕可养。
反腐工作和捉虫何其相似，但如果捉虫的机制是只奖捉虫，不去预防，待虫蛀空梁柱，纵使刀斧加身，恐亦难挽倾覆。
实际上，法律制度最大的价值在事前预防而非事后严惩。然而，当前真正用在预防性监督上的投入占反腐总预算的支出很低。查处一个厅级干部需要耗费司法资源上千万，而每个腐败案件直接造成的经济损失何止上千万。造成如此高的制度成本，一个重要原因是预防投入过少。因此制度上需要反思，监察工作应该调整资源分配，将更多精力投入到制度预防、日常监督和早期干预。这不仅能降低反腐成本，更能挽救许多本可避免堕落的干部。
传统的权力监督模式主要依赖权力监督权力，靠上级监督下级，这种模式存在明显缺陷：
一方面监督者与被监督者同处一个体制，让自己人查自己人，如果没有明确的“上意”，结果永远是没问题。那么多落马的官员，有哪一个在过往的廉政档案中不是年年获评"优秀"？这种监督，如何破除官官相护的潜规则？
当然，存在利益关系还有另外一种可能，那就是用权力监督权力，不可避免的会导致在有些地方出现用贪官反贪官，甚至用贪官反清官的乱象，反贪演变成了权斗。
另一方面，信息不对称容易导致监督滞后。
权力运行往往封闭，关键数据、决策过程可能被选择性披露，甚至刻意掩盖。比如银行内部违规放贷，表面流程合规，监管机构直到坏账爆发才察觉。巡视组来了，官员们提前三个月大扫除，文件连夜补签，账目火速平账。巡视组一走，一切照旧。这就像考试前突击复习，考完立马忘光。真正的监督，应该是让权力在直播镜头下运行——可惜，官员只喜欢直播带货，不喜欢直播办公。
监督的核心是发现问题，但如果监督者掌握的信息远少于被监督者，就会陷入盲人摸象的困境，由此带来的必然是损害政府公信力、增加社会治理成本、扭曲社会价值观念、激化干群矛盾。
相比之下，更加合理的权力监督模式显然是靠权利监督权力，也就是实现宪法第二条所称的“一切权力属于人民”，更加具体的是指宪法第二十七条所规定的“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，经常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联系，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，接受人民的监督”。
人民监督才是从根本上防治腐败的治本之策，但现实中这种监督却面临诸多障碍。比如信访局门口的队伍从凌晨开始排号，大量的信访在程序内层层流转层层转，但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，信访转圈圈，问题画圆圆。当举报信变成废纸，正义就成了奢侈品。再比如，5G时代的“击鼓鸣冤”“云上访”层出不穷，但网络实名举报经常面临被打击报复的风险，舆情到处灭火，不解决问题，而是解决提出问题的人。老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，可惜权力总爱拉上窗帘。
问题的症结是很明显的，当权力只对上级负责而不对群众负责时，必然导致监督失效。宪法规定一切权力属于人民，这意味着权利是权力的来源，公民的知情权、参与权、监督权并不是权力的恩赐，而是宪法的规定。权力的防腐剂不在金字塔的顶端，而在每个普通人的手机镜头、举报信和选票里。当群众能随时查看政府账本、质疑官员决策、用法律维权时，权力才会真正戴上"紧箍咒"。
许多干部对群众监督存在抵触情绪，认为这是在给他们找麻烦。实际上群众监督具有明显的正向价值：
第一，起预警作用，可以及时发现苗头性问题；
第二，起保护作用，可以防止小错酿成大祸；
第三，起加持作用，可以赢得群众信任和支持。
有干部在转变思想后说："开始觉得群众监督是负担，后来发现这是最好的'防护服'。当决策经过群众评议，执行时阻力小了，质疑也少了。"
原巴东县委书记陈行甲打破三种形式主义，对群众监督进行了有益的尝试：
一是从"结果公开"到"过程直播"。巴东曾首创"农民考官"制度，由群众参与干部扶贫考核打分。区别于常见的"公示栏贴一贴"，农户提问，要求干部现场答辩。
二是从"被动接诉"到"主动邀约"。陈行甲每月15日带部门负责人到乡镇集市"摆摊接访"，对群众反映的问题必须"现场办公、三日反馈"。
三是从"单点监督"到"生态重构"，构建新型政治生态。干部不必再耗神"揣摩上意"与"应付检查"，群众从"被动管理对象"转变为"治理合伙人"。
最终，干群关系就像山城的雾，当阳光照进来，朦胧猜疑就会变成透亮信任。
权力监督问题归根到底还是一句话，即：法治不是口号，而是让权力学会低头。
监督是为了更好的前行，让群众真正去监督才是真正的严管厚爱，这比出事以后吃多少后悔药都值。直面监督不是危机而是转机，解决群众诉求是最好的形象工程，群众口碑是最持久的政绩。当权力都在阳光下运行时，才能实现干部不再提心吊胆，群众不再投诉无门，社会更加公平正义。